这整个过程中有什么令孔恩难受不已，他却说不出那是什么。
检察官是个矮小男子，名叫赫尔曼·格罗特。他用小拇指推开话筒，指上戴着一枚刻有律师工会徽章的戒指。
“法官，我再问几个问题就结束。”格罗特的声音温和谦逊。话筒下方亮着绿色指示灯。
“所以说，一月三日九点，你走进卓宁根街的丹尼斯汉堡店时意图相当明确，是要去捍卫种族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？”
孔恩倾身向前，对着话筒：“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他和越南裔店主发生的口角。”红灯亮起。“他是受到了挑衅。”孔恩说，“绝对没有理由表明这是预谋。”
格罗特闭上双眼。
“如果你的辩护律师说得没错，奥尔森先生，那么当时你手里拿着一根球棒也是纯属巧合喽？”
“那是出于自卫。”孔恩插嘴说，情急之下挥舞着双臂，“法官先生，我的当事人已经回答过这些问题了。”
法官俯视被告律师，用手摩擦下巴。大家都知道尤汉·孔恩是个辩护高手——孔恩本人更是清楚这一点——因此，法官最后带着些微恼怒，同意说：“我同意被告律师的说法。除非检方律师还有什么新重点要补充，否则我建议我们继续，好吗？”
格罗特睁开眼睛，虹膜上下两端出现两道细长眼白。他垂下头，将一份报纸举到空中，动作颇有疲态。“这是一月二十五日的《每日新闻报》，第八页有一则访问是被告的意识形态同伴……”
“抗议……”孔恩说。
格罗特叹了口气：“我改变说法，受访者是一个表达种族主义看法的男人。”
法官点了点头，同时瞪了孔恩一眼，以示警告。格罗特继续往下说。
“这位受访者对丹尼斯汉堡店攻击事件发表意见，他说我们需要更多像斯韦勒·奥尔森这样的种族主义者，才能重新夺回挪威的控制权。在访问中，‘种族主义者’这个名词是尊称。请问被告是否认为自己是‘种族主义者’？”
“是的，我是种族主义者。”孔恩还来不及提出异议，斯韦勒便已回答，“我就是这样使用这个名词的。”
“请问你是怎么使用这个名词的？”格罗特微笑问道。
孔恩在桌子底下紧握双拳，抬头望向法官席上的主审法官和两旁的两名陪审法官。这三个人将主宰他的当事人往后的命运，以及他自己今后数月在铎德夏勒酒吧的地位。另有两个一般公民，他们代表人民，代表普通人所认为的正义。大家习惯称他们为“非职业法官”（lay judges），但也许他们已察觉到这个称呼过于近似“玩乐法官”（play judges）。法官右边的陪审法官是个年轻男子，身穿廉价实用的西装，几乎不敢抬起双眼。法官左侧的陪审法官是个略显丰腴的年轻女子，似乎正假装自己跟得上审判进度，同时却伸长下巴，好让她刚开始成形的双下巴不会被映照在地板上。这些都是普通的挪威人，他们对斯韦勒·奥尔森这种人有什么了解？他们又想知道些什么？
八名证人目睹斯韦勒走进那家汉堡店，手臂下方夹着一根球棒，和老板何岱互相咒骂了几声，然后斯韦勒举起球棒便往何岱的头部敲了下去。何岱现年四十岁，越南裔，一九七八年和其他越南难民乘船来到挪威。斯韦勒挥出球棒的力道猛烈，致使何岱日后再也无法行走。斯韦勒再次开口时，孔恩已经盘算好，要用什么说法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。
“种族……主义，”斯韦勒在他的稿纸中找到定义，念道，“是一种对抗遗传疾病、堕落和毁灭的永恒努力，也是一种创造更健康的社会和更优质生活的梦想与渴望。种族混杂是一种双向的种族灭绝。在一个计划建立基因库来保存小甲虫的世界中，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类种族的混杂程度，足以摧毁自身经过千万年进化而成的生物。令人尊敬的《美国心理学家》期刊在一九七二年曾刊登一篇文章，五十位美国和欧洲科学家提出警告，抑制遗传理论的争议会带来危险。”
斯韦勒顿了顿，朝十七号法庭怒目扫视一周，抬起右手食指。他的头转向检察官，孔恩可以看见他后脑勺和脖子之间刮得干干净净的一圈脂肪上，刺着苍白的“胜利万岁”[2]——一个无声的尖叫和怪诞的图样，正好和法庭上的冷酷词句形成强烈对比。随后的静默中，孔恩听见走廊传来嘈杂声。午餐时间到了，十八号法庭已休庭。时间一秒一秒流逝。孔恩想起他读过关于希特勒的描述：希特勒在大型集会上为了让演说收到效果，常会停顿长达三分钟。斯韦勒继续往下说，同时用食指有韵律地敲击，像是要把字字句句都敲进听众的脑子里。
“你们若是想假装这里并没有发生种族斗争，那你们不是瞎了，就是叛国贼。”
他拿起玻璃杯喝了口水，那杯水是法警放在他面前的。
检察官插嘴说：“而在这场种族斗争中，只有你和你的支持者有权利发动攻击，是吗？今天你有许多支持者来到了现场。”
旁听席上的光头族发出嘘声。
“我们不是发动攻击，我们是采取自卫。”斯韦勒说，“这是每个种族的权利和义务。”
长椅上传来一声吼叫，斯韦勒听在耳里，微微一笑：“事实上，即使是其他种族也存在着具有种族意识的国家社会主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