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湾对我来说，有一种类似“外婆家”的遥远的亲近感。当然我外祖母家也确实在宝岛。
小时候第一次到台湾，就是父母去澎湖湾过二人世界，祖父带着我去台北的巷弄里拜会毓老。
那天是五月初五，端午节，祖父去客厅和毓老闲聊，我在假山石的前院里吃大人们剥开的粽子，糯米和箬叶的香气都比不过白糖对我的诱惑力，我把沾满白糖的尖尖咬掉，其余的部分糖蘸不满，就不肯再吃了。
祖父等我把嘴擦干净，才把我叫进去，毓老不在，我看到桌上一个金丝绒布礼盒里放了一块芙蓉冻的印章和一方砚台。
那是祖父送的礼，叫“一砚为锭”（一言为定）。
但毓老没有收下。
也没有收下我当他最小的关门弟子。
祖父给我讲完砚台和墨锭的故事，便牵着我离开了客厅。走到小院里，又有人拿了一串涎着露珠的荔枝给我，但他们不叫它荔枝，管那叫玉荷苞。
我年纪太小了，没人教，不会剥，指头一松就把荔枝滚到了地上，祖父躬身捡起来，走去旁边的水池里冲洗一番，吃了下去。
有人又叫他进去，他托人照顾我，照顾我的阿嬷给我剥荔枝，捻着小柄让我咬，咬到核就吐出来，喂了我一颗又一颗。
正吃得嘴巴和肚皮都鼓囊囊，有人站在客厅冲我招手，我懵懂以为是祖父的请托有了回音，却看到有个戴着瓜皮帽，大热天还穿着长袖长袍的大胡子爷爷，哦不，感觉都可以当我太爷爷了的人，叫我过去，开口跟我讲中文，我语速有些慢，回得磕磕碰碰，换成德语，我便能多说几句了。有人在旁边用英语考我，我也能回几句但并不流利。
那个瓜皮帽太爷爷说我答得好，给了我一串木珠子，木珠之间有一只小兽，长得很奇怪。我长大才知道，那是菩提和麒麟。
临走前喂我吃玉荷包的阿嬷又往我口袋里塞了几粒，我问祖父可不可以拿，祖父说，“吃吧，自翩。”
“可是我不会。”我那个时候还不会说“剥”这个字眼。
祖父便开始给我剥，他坐下时裤子口袋的一角露出一张照片，我拿出来看，是那个大胡子爷爷胡子短一些时候的照片，他身边还站了个人，样子像我祖父。
我问祖父，“这是你吗？”
祖父说是，我问他照片上的是什么字。他说那是于右任写的“自牧斋”。
我又问了很多问题，后来怎么离开的我已经忘记了，只是记得很清楚，踏出那道院门口时，祖父深深叹了口气，说，“以后再也不来台湾了。”
那是2002年，第二年SARS在台湾爆发，我祖父那位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、后来随梅贻琦校长一起流亡至台湾的小舅舅，以八十六岁高龄在北投过世。
我祖父在台湾，再也没了亲人。
也确实没再去过台湾。
回加拿大最快的班机上，是惟谦坐我身边。头等舱只剩一张票了，让给了茜娅阿姨。
我在飞机上不停给比我早一步到温哥华的母亲传讯息，要她让在医院的父亲等等我，我不到不要放弃抢救。
母亲说祖父并没有完全昏迷，偶尔还是会醒来说几句话，只是很含糊，夹杂着嘉兴话。
惟谦知道我的难过，在我不愿放下手机，盯着没有得到父亲回复的聊天界面出神时，把手覆在了我的手背上。
“睡一觉吧。醒来就会看到你爷爷了。”
“爷爷，会等我的，对吗？”我问顾惟谦。
“会的。”顾惟谦把手抬起来盖住我的眼睛，他的手掌很大，指腹的温度我却感受不到，因为我的眼泪从缝隙里流出来，打湿了他的手心。
不知哭了多久，我昏昏沉沉的看到了一枚菱角。
那是嘉兴南湖十月最好吃的东西。
最后一次陪祖父回嘉兴处理祖业，是我们家在那一带的屋宅被盖成了后来新建的旅游区濮院。处理完后，祖父跟生活助理说，要去鸳湖。
助理听不明白，我解释说就是南湖。
到了目的地，祖父不要助理跟着，叫他去找个停车场等，我对认路也不是很擅长，当时手机还下载不了大陆本土的地图。
我叫祖父在原地等我，我去马路对面问路。我绕了一圈才回来，祖父手里拎了一袋菱角，已经剥了好几颗给我。
“吃吧，自翩。”
我从祖父手心抓起两颗鲜嫩的菱角——我觉得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。
剥去外壳的菱角露出形状一点儿也不有棱有角的果实，形状像一块巧夺天工的温玉，颜色也像，白中透点的微黄淡粉，口感是脆嫩的，清爽又泛着甜味。
我问祖父没有手机支付，怎么买到的？
祖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袁大头，骗我说是用家里带出来的这个换的。
我不信家里有这假东西。
祖父才跟我说，没有零钱，就去古董摊买了个袁大头刷卡多刷了点钱，人家给了他一张现金，正好买一袋菱角。
那么贵的菱角，确实值得起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。
后来很多年间，只要想起祖父或是梦到祖父，脑海中总是会有我在毓老家院子里吃荔枝，和南湖畔吃菱角的画面。
前者是小小的我，在等祖父，后者是老老的祖父，在等我。
可是祖父也不能一直都等着我，他托父亲带给我的遗言是两句话，第一句是要好好完成学业当一个独立的人。第二句是问我父亲，自翩吃过饭了吗？
而我和祖父最大的默契，莫过于我奔到他床前，看到永远合上双眼的他时，我泪流满面地趴在他的手边，也问了他一句和他问我的，很相似的话。
但我的话，比他的话痛千百倍。
我说，“爷爷，你不回家吃饭了吗？”